欢庆建国的喜悦还未完全消失，然而一系列的重大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前：我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政体的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尽快地医治战争刨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又以任种形式发展？中国共产党又如何能尽快地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崛起、强盛，早日把新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对此，作为新中国宏伟蓝图的擘画者和新中国航船的掌舵人m*主席，早已擘画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蓝图的基本设想。
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问题上，m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作了鲜明地阐发和深刻地论述。他明确提出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际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关于这个国家政权的组成及成员，主席申明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也不能动摇的。主席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名词，孙中山的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这样国内敌对势力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我们决定：不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这里，m主席确定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未来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m主席在革命胜利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形态的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他指出：我们建立的国家，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m主席解释说：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目前我们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而在这些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名词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至于以后，当然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m主席在谈到关于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时，很坦率地承认：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我们可以学，而且一定能学会的。何况还有苏联走过的道路供我们借鉴；我们一定能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使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进展得更快些。我们不但要尽快恢复生产，而且还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他要求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实际上就是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经济建设着重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尽最大力量争取得到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m主席的这一系列的基本思想，得到了全党的一致认同，为后来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m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思想，也通过《共同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伟大奠基人，m主席为擘画新中国的蓝图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政治智慧，为百年积弱的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东方，做出了非凡与不朽的贡献！
然而，建国之初，我党所遭遇的各种困难是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匪患，在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前，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各地举办了大量的“游击干部培训班”，训练了大批的特务潜伏下来，勾结土匪、反动恶霸、帮全团体、封建势力；收拢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纠集一部分被欺骗胁从的群众，形成了庞大的反革命武装集团，总人数达240余万。而且，他们组织严密，计划周详，分工明确，手段残忍，十分猖獗，流窜于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等偏远僻壤，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为了迅速稳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使广大人民尽快安居落业；主席和中央作了统一的战略部署，开展轰轰烈烈的剿匪清霸运动。各级政府积极发动群众，成立民兵联防组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根除匪患和摧毁反动的封建会道门组织。中革军委派出20多个野战军，百余万兵力，进行剿匪清霸工作。各大行政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冶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将重点进剿与全面清剿有机地结合起来。由于解放战争的进程较后世提前了三个月，因此，现时的剿匪任务与后世解放初期的剿匪相对要轻一些，容易一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五○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剿匪清霸任务。
第二个方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前，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账十分严重，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战争仍继续推进和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釆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之投机资本家乘机捣乱，物价一时大幅变上涨，造成人民政府的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大幅度急剧上升，人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好在主席与中央对此种情况的出现早有预料和应对之策。一般大战过后，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甚至瘟役都会相继发生，我好像记得四九年全国各地曾发生了较大的水灾，被淹耕地达1亿多亩，加之战争的影响，灾民共约4000余万人。周总理特地将陈云同志从东北调来中央主持财政工作。制订和实施了一整套稳定财政的政策与措施。同时，周总理又暗中命令我党海外商业集团提前调集了一批资金及采购了大量国内紧缺的物资，如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等，运入国内储存。再加上我特战队劫获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金库三亿美圆的黄金白银，为控制中央财政赤字的上升增添了雄厚的资金。仅一个月时间，便稳定了国内金融市埸，一举平定了市场恶性的通货膨涨，保障了市场的供给，给予投机资本家以严厉打击；并把投机资本控制下的破坏国计民生的旧市埸，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新市埸，充分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很多党外民主人士对我党如此迅速地抑制了通货膨涨，稳定了金融市场，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的供给，不由得从心里大为钦佩。特别是调来的大批粮食与棉布，解决了灾区几千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纷纷赞扬，说：“共产党真有本事！”这其中也有我东北三省广大军民的一份功劳，我们支援关内的粮食就达220万吨，棉花150万担，还有其它一些财物。
听说上海市不少不法商人、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屯积大批的粮食、药品及生活生产的必需品、原料，企图趁机哄抬物价，混水摸鱼，大捞一把。一些金融资本家，私人银行家也趁机制造混乱，扰乱金融市场，聚敛银财，严重影响了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这些人当中还有一部分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另外还有一部分资本家，工商业主、董事长、总经理对我党的政策不了解，受到敌人的欺骗宣传和鼓惑，携带钱财逃往国外或香港等地，使得一批厂矿、企业、商家、公司相继关门停业停产，也使得一部分工人、员工失业，这不但给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隐患，甚至还有些敌对分子公开叫嚣：共产党是穷山沟里钻出来的泥腿杆子，根本不懂得经济，不晓得搞建设，他们在上海是站不住脚的，气焰十分嚣张。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低下头来认输。上海600万人的生活、生产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而且所有的厂矿、企业、公司、商店等，都保证了正常开工、营业；连那些跑掉的资本家，工商业主的厂矿、企业，我党也都暂时接管过来。从老区抽调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过来，帮助恢复生产。总之，要使所有失业的工人、员工尽快上班拿到工资，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使之能安居落业。我党用实际行动征明了，从穷山沟里钻出来的泥腿杆子不但能立足于上海、而且还能管理好上海，建设好上海！
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我正准备回沈阳，却接到主席秘书的通知，说主席约我晚上去他办公室商谈。吃过晚饭，我便来到主席的菊香书屋，发现其他四大书记也赫然在座，便知道今天必有重大问题要谈。待勤务员送上茶退出之后，主席便开口说道：“树相同志，今天，我们五大书记找你来，主要是谈谈你的工作问题。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先说说。”我思考了一下，便开口道：“目前东北局的工作已走上正规，这第一书记可否让其他同志担任。至于我目前主抓五野的工作，以及督导一下军工科研和军工生产问题。”
朱老总听了笑着说：“树相同志呀！你明年才满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现在就想脱担子，这可不行呵！”周总理、少奇、弼时书记都笑了起来。
“树相哪！东北局书记不当可以，你认为谁接任比较适合”主席接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