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这段时间在静心回忆、思考，如何在抗战胜利之时，为国家、为我党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我记得：今年二月份，美苏英三国总统在雅尔塔举行会议，最终共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着名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求得苏联对日参战，背着身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向苏联妥协，严重侵犯和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以及后来的《波茨坦公告》中，属于我国领士的疏球群岛，本该收回的而国民党政府没坚持收回，从而失去了。对此，必须想办法予以解决和收回。想到这些，我虽心急如焚；但一时又找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看来只有通过主席和总理来想办法，于是，我便将自己的上述考虑密电给主席。
没过几天，主席来电邀我到延安详谈。我接到电文十分高兴，连忙起程赶住延安。在主席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分别已久的周副主席。晚夕后，主席邀周副主席与我进行密谈。我便将美苏英三国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以及后来《波茨坦公告》的大概内容，根据自己的记忆，详细地叙述了一遍。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苏联从自己远东地区的安全着想，是要把外*出去。因此，苏联在三方会谈中，以对日参战为条件，挟制美英同意“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而后，苏联在今年八月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蒋介石同意苏方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并明确保证对中共和新疆民族革命武装不进行任何道义和物资上的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则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直至战争结束，即举行公民投票，若外蒙古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当予以承认，并以现在的边疆作为国界。从而战后使得外蒙古从中国版土上分割出去。主席与周副主席听了之后，都陷入到深深的沉思之中，这个问题确实刺手，想阻止根本无能为力。我猛然想到一个主意，就开口说道：“主席、周副主席，是否可以想办法将外蒙古的公投推迟10至20年。”
“嗯！这是个办法。只有拖延时间，事情才有可能发生转化。”周副主席面露喜色地说。
“恩来呀！s大林同志可不是那么好胡弄的。其实只要抱延五年就可以了，但s大林会同意吗”主席慎重地说道。
我接言道：“主席！不访试一试，死马就当活马医吗？国民党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只要做通他俩的工作，据理力争，说不定有可能出现转机。”
主席听了笑了起来，无奈地说：“恩来呀！既然树相同志提出来了，我看只有请你出马。你跟宋子文的关系尚可，再说这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嘛！”
“好吧！下回到重庆，我找宋子文与王世杰好好谈谈。”周副主席表态说。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琉球群岛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四三年中苏美英四国签订的《开罗宣言》中明确提出：同意中国收回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一切之领土，包括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因此，只要在后来签订《波茨坦公告》时，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并力争要收回琉球群岛，还是有希望达成目的的。至于如何做好国民党代表的工作，自然又落到周副主席的头上。
随后，我们三人就有关《龙腾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商讨，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还是令人满意的。于是，我们决定加快进度，准备利用二战即将胜利的这一段有利时机，通知海外集团想方没法从西方国家秘密搜集招揽一批科技人才，送回国内。最后，我提出是否派一个代表团秘密访苏，抓紧时间在八月份之前，争取从苏联那里获得一些援助。否则，到了八月份以后，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再想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主席和周副主席听后都没作声，我估计要经过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三月份，接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各大解放区组团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中北区作为九个代表团之一（大会筹委会按地区编成为九个代表团，即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中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中北区代表团），分配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名额为65人。我们接通知后立即要求各地将代表名单选出，汇集到中北区党委，然后报送中共七大筹委会审查。
1945年4月23日下午五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87人，候补代表238人，代表全国131万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