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邻冀、察，西连宁夏，南接晋、陕，北靠外蒙古。绥远省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是中国通向蒙、苏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党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通道。正因为如此，东征之后，我向中央和主席提出建议，北上绥远，打通国际线路。获中央同意后，我率中央近卫师经一月激战，控制了内蒙、绥远部分地区，打开了与外蒙、苏联的联系通道，使得苏联援助陕甘宁苏区及红军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故而，日本对我军捷足先登攻占绥远一部十分恼火，因我军的突然行动打乱了日本的战略计划。日本的原定战略计划是：攻占绥远、内蒙，切断中国与外蒙、苏联的联系通道，便可实施其反苏包围圈战略，亦可按原定计划出兵新疆，再在南进过程中控制住中国沿海和东南亚地区，使偌大个中国不啻成为一个孤岛，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因此，为实现该战略目的，日本在1933年夺取了热河全省之后，便开始策动对绥远的进犯。
于是，在1933年秋，日本间谍暗中策动当时的锡盟副盟长德王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从而使德王等蒙古上层人物走上卖国投靠日本的道路。1935年底，德王在日本的大力资助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德王、李守倌分别任蒙军正副司令，由村谷彦治郎以下200名日军军官充任蒙军各级顾问，加紧扩军备战，其部队扩充为九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同年12月，蒙军在日本指使下先后侵占了绥远东部和察北的沽源、商都、康保、宝昌、万全、张北等六县，为进一步攻占绥远全省建立了前哨阵地。
在岌岌可危的局势下，当时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怀着满腔保家卫国的激情与热血，不顾南京国民党政府举棋不定的对日游移态度，积极修建国防工事，加紧进行军队动员，以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
由于我的到来，使历史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军抢占先机，出其不意的攻占了蒙古及绥远中部地区，打通了国际线，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布署，使日本措手不及。为弥补先前的失误，1936年7月下旬，日军顾问匆忙指使蒙古伪边防自治区头目于志谦、马子玉，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头目王道一，先后率领几千人马，数次进犯绥东红格尔图等地，修筑据点。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多次提出抗议，要求伪蒙军队退出绥远，但无结果。于是，傅作义决定采取军事行动。8月1日，傅作义亲临前线，指挥三十五军董其武、许书庭等部进行反击，毙敌百余，俘虏马子玉等60余人。次日，又调遗彭毓斌师投入战斗，击溃伪蒙军王道一部，将其歼灭大半。王道一狼狈逃回商都后，被恼羞成怒的日军顾问枪决，暴尸街头，以敬优效。
日军见军事进攻不力，便改用软硬兼施政策。日本派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潜行抵绥，胁迫傅作义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以由傅作义出面领导“华北独立”作诱饵，但均遭傅作义将军严词拒绝。日本一时无计可施，只得暂时偃旗息鼓，密谋下一步侵略活动。
此时，我师已完成打通国际线的任务，控制了河套平原和呼和浩特及周边广大地区。根据我对后世历史的了解，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这一地区几乎全被日寇占领，只有大青山一带活动着一支八路军的骑兵部队。可能由于当时我军力量的不足，无法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通道，也无力控制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如今，红军的力量大大增强，那么，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抑制日本向西进攻，从西、北两面包围我国的战略目的；二是粉碎了日本对苏联实施战略包围的企图；三是打通中苏国际联系通道，使陕甘宁蒙苏区和红军得到苏联大量的援助；四是保护了红军重要的物资生产供应基地一一宁夏银川平原和内蒙河套平原。除此之外，我还考虑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此地必将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目标之一。我师可据此地进行战略展开，以大青山、阴山山脉及河套平原作为巩固的后方，并以此为依托，向南钳制晋西北，威胁太原；向东控制归绥或集宁，以迎击日军的进攻，挫败日军西进战略。日后待战略反攻时，东进则可攻占张家口，直逼平津，北上可迅速挺进东北。这确为一着妙棋。我想，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中央和主席提出自己的建议。目前，则尽快巩固这一地区。因此，师党委决定：由第一旅、第四旅及骑兵旅主力驻防此地，并迅速抽调人员组成地方工作队，深入农村、牧区发动组织群众，建立健全各级党团组织及各级人民政府，开展清霸剿匪，稳定地方秩序；同时，大力发展生产，积极稳妥地实施中央制定的土地政策，要求今年年底前完成此项工作，把这里建设成为我师今后抗日作战的一块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由于我要赴延安参加创建抗大的筹备工作，只好将所有工作交给政委和其他师领导。临走，我提醒政委注意肃清和捣毁日伪潜伏在我根据地的间谍网及秘密据点，加强对日伪动向的监控和情报的搜集。
七月底，伪蒙军队对绥东地区的进犯，引起了政委和其他师领导的高度重视，加快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进程，并在军事上加强对日军和伪蒙军队的戒备。后来，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平定了“两广事变”后的蒋介石又向陕甘宁蒙苏区发动了军事“围剿”。我奉中革军委之命，十月下旬返回近卫师，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大战刚刚平息下来不久，经过长期精心准备的伪蒙军，乘红军近卫师和晋绥军队处于疲惫状态，于12月4日，在日军总顾问村谷彦治郎少将的策划指挥下，出动两万余人，分两路向绥远发动进攻，一路主力由村谷彦治郎亲自指挥，向乌兰察布（今集宁）地区进犯；另一路约5000余人，由日军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指挥，再次向我师驻防的红格尔图地区（反围剿后该地区已被我师攻占）进攻。政委得到情报后，一边布署进行反击，一边将情况通报于我。我给政委回电的意见是：放开手打，全歼该敌。政委与我统一意见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会上作出战斗布署：命令驻防红格尔图地区的一旅101团二营、三营对进犯之敌采取节节抗击，将进犯之敌诱至官灵庙一带进行坚决阻击，然后配合主力全歼该敌；同时命令一旅各部、骑兵独立团、师特侦营组成反击部队，由唐副师长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坐镇集宁的傅作义将军得知日伪军来犯的消息后，立即调兵遣将，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傅作义命令董其武旅和孙兰峰的二一一旅担任正面阻击，又调集彭毓斌师和晋军孙长胜的第二骑兵师前来增援，还调集了一个山炮团和30辆装甲车，于7日午夜发起总攻，经过三天三夜苦战，击败了进犯的日伪军，并击落前来助战的日机3架。随后，傅将军挥兵进行反击，于12日收复了全部失地。此役共歼敌6000余人，其中日本人遗尸30多具，缴获日伪文件、枪支弹药、粮食及各类作战物员甚多。
在傅将军率军激战之时，我师唐副师长率部星夜驰援，于十二月八日下午隐蔽到达官灵庙一带。唐副师长到达前线后迅即了解敌情，发现敌情已发生较大变化，这一股敌军巳分成两部，一部伪蒙军千余人占领大庙后，停止了进攻，并在此修建据点；而另一股伪蒙军主力约4000人则继续向官灵庙一带疯狂进攻；两敌相距约四十余里。唐副师长根据敌情调整了战斗部署，以第一旅和骑兵团的一个营消灭官灵庙伪蒙军主力，并将战场指挥权交给了一旅韩旅长。自己亲率骑兵独立团两个营和师特侦营直扑大庙之敌，一是牵制该敌对官灵庙的增援，但最主要的是防止该敌回逃。待一旅歼灭其敌主力后，再回头合歼大庙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