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日，我回到了延安，向主席详细汇报了北线反“围剿”以及根据地的建设等情况。主席听后很满意，他告诉我说：中央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做好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到逼蒋抗日的阵营中来。中央为加强你们那里的统战工作，决定派乌兰夫等几个蒙古族同志去你们那里，搞好与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将你们这次反“围剿”攻占的几个地方让出来，包括集宁和大同，还给傅作义和阎锡山。听说你们这次又捞了不少好处，但一定要注意政策，对一般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主都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听了急忙解释说：“主席，这点请您放心。我们以前收缴的都是一些民愤极大的大官僚、恶霸、地主的财产；而这次收缴的主要是日本人的财产，日本人在大同、集宁等地开办了几家大型煤矿和不少的企业，有的还以此作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我们解救了近万劳工，缴获了大量的采矿机械设备以及大型柴油机、发电机等机器，这些都是我们苏区经济建设所亟需的。另外，我们还俘虏了几百采矿、经营等各种技术人才，其中有几十个精通日语的汉奸翻译；这对我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对我军的特种兵、侦察兵以及普通官兵，学一点简单实用的日语，对今后的抗日战争亦是大有裨益的。”
“嗯，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看你们的特种兵训练班，还有抗大的一些高、中级干部队开一点日语课很有好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主席思考了一会赞赏地说道。
离开主席居住的窑洞，我回到了抗大，又开始了千篇一律的教学生涯。不过，近段日子，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到研究目前的局势上，我耽心不久即将发生的历史上最着名的事件一一“西安事变”，会不会如期发生。
自三六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一直致力于实施逼蒋抗日的方针，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十月五日，主席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再次提出迅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杨二人转告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二十六日，m主席又亲率48名红军将领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张、杨二位将军亦向蒋介石进言，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这一切都碰了钉子。十二月一日，主席等人再次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告诫蒋介石“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但是，蒋介石还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结果十一月份“最后五分钟”的决战，损兵折将，惨遭失败。可他并不甘心，在洛阳又作了一糸列军事布署后，于十二月四日再度飞抵西安，调集重兵，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谏蒋介石。两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则大发雷霆。九日，西安青年学生为记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们回去，并答应一星期内给予答复。当晚，张向蒋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为蒋拒绝。张、杨二人见苦谏不成；于是，便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并作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十一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两军将领，宣布捉蒋决定及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二位将军共同坐镇指挥。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四、五点钟，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的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从梦中惊醒，在侍从人员的帮助下慌忙逃走，结果越墙负伤，躲藏在骊山一块大石之后，捉蒋部队迅速搜寻，于天亮前发现了蒋，立即将他解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迅速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迅等要害部门，并扣押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二十几名军政要员。随后，张、杨二人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并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定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在扣押蒋介石后，除公开发表通电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军政措施：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救国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杨二位将军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事项；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并派代表前往各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张、杨于事变当天，联名打电报给中g中央，邀请中g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等等。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安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聚集的焦点。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顿时群龙无首，乱做一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宋美玲、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反对用武力讨伐，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何应钦以及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糸等，则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并调遣大军，逼近潼关，扬言炸平西安。宋美玲等严厉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征。因而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缑护自己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华北早已不满，深知中国内战爆发后，只会对日本更为有利，南京政权有落入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手中，故而积极赞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何应钦等人的军事行动极为支持，企图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及中g之间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我从缴获的收音机中得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心里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头，叹息历史还是朝着原定的轨道运行。中央和主席在当天也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既感到突然，又有点兴奋。当晚，主席找我去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就当前局势进行了探讨，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主席作了汇报。第二天，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主席首先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事变是张、杨二位将军独自发动的，g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参与的背景，完全是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被蒋完全封锁控制的局面。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也是十分有利的……
接着，主席又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逼蒋停止内战，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困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沉着老练地驾驭全局，准确果断地作出判断、决策，排除一切干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间于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抗日；对于张、杨二位将军则给予支持和实际帮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因势利导地推动整个局势向笫二种前途发展。为贯彻此方针，中央和主席决定，由z恩来、bo古、yie剑英等人组成中g代表团，应张、杨的邀请，于十四日从延安出发，赶赴西安参加谈判。z恩来等人一到西安，立即与张、杨二人举行会谈。从会谈中了解到张、杨二人对蒋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与我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故而，张、杨二人与中g代表团很快便达成了共识，对中g代表团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拍即合。三方还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三位一体”，共应急变。z恩来将三方会谈的详细情况及时电告中央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