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警察不解地望着我：‘我们这儿存有司机肇事的口供，你是否看一下？’
“‘我不看！’我回答得十分干脆。
“‘为什么？’
“‘我女儿是活证据！’我把小飞推到他们面前，‘责任完全在于我女儿把自行车骑到马路当中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争辩，‘活证据’终于推倒了‘死口供’。交通中队叫小飞在材料上签字画押之后，把老朱从拘留室里放出来。我默默地望着这个面色沉郁的男人，小飞却迫不及待地跑了上去，激动地喊了声‘伯伯——’，就把你和梁仪送给我们母女俩的两朿鲜花，一块儿奉献给了朱师傅。
“现在，我该呈献给他什么呢？吉普车里一无所有。热汤早已喝完了，我手里还捧着那个蓝花海碗发呆。说声‘谢谢’？这句话的分量太轻了！要知道是他冒着风险把我这个即将和死神去拥抱的鬼，拉回到人的世界里来的。我在北京不是没有亲友，早在解放初期他们就像惧怕瘟疫一样，和我断绝了一切来往，在我面临危难的时刻，把我更是看成陌生的路人，没对我落井下石已然算是很不错了。老朱——一个在党的人，却把这人世间最宝贵的情谊献给了我这人下人，这是我用任何东西也无法回谢的。一句话，透过他那沾满污垢的棉衣，我看到了一个男子汉灼热的心……
“天，渐渐黑了下来。吉普车掉过头来重新折回市区。在靠近崇文门附近，拐进了一条窄窄的胡同，并开进一个敞开着的栅栏门。灯光下一个男人凑近吉普车问道：
“‘又扑空了？’
“老朱推开车门回答：‘今天是黄道吉日，快打开仓库的门吧！
“那个男人把头探进车门看了看，他怕我弄不清楚他是谁，向我举了举他那支木拐。我一下认出他来了——他是梁仪。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梁仪所在的建筑工地已经停工，他这条被打折了一条腿的‘老虎’，被解禁到这儿来看守纸库。这儿是报社存放印刷用纸的仓库，大卷大卷的进口芬兰纸筒，像一截截的地下管道，一直摞到接近顶棚。在纸筒和纸筒的空隙间，放着一套落满灰尘的被褥，这就是我避难的安全洞。
“老朱一边拍打着行李上的尘土，一边对我说：‘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可是一直没能找到你。’
“我惊愕地望着这套行李，我已经几个月没见过被褥了。过去，我像狗一样蜷缩在那间化学实验室里的一堆稻草上，赶上大姚值夜班，我被允许抱来糨糊粘了多层的废旧大字报纸，把它盖在身上借以御寒；要是赶上小林值夜班，我身子冷得蜷缩成一张弯弓，牙碰牙地一直挨到天亮。
“‘徐老师，你是嫌脏？’老朱见我两眼直溜溜地看着行李，带有歉意地搓着两只大手说，‘司机的行李总是带着油腥气。不过，纸库里的耗子怕这种气味，你倒可以睡个踏实觉。’
“‘老朱！谢谢了，真谢谢了……’
“‘不要谢我，把你接到这儿来，都是老梁的点子。’老朱摇着两只手说，‘我这位老搭档是生不逢时，要是生在‘三国’，他能充当摇羽毛扇的诸葛亮呢！’
“老梁扬起木拐捅了老朱一下，喜气洋洋地对我说：‘这儿住着绝对安全，因为有铁将军把门！你也不会寂寞，因为有耗子咔嚓咔嚓地撕纸。碰巧了，你还会欣赏到成群的耗子互相咬架，就像那些戴红箍的武斗一样，你咬我一嘴血，我咬你一嘴毛。’这个人说着说着，竟然得意地笑了起来，‘当然啦！它们也咬人，我这条腿就被它狠狠地咬了一口！好在没咬断我这脖子上的气管，我还有这口气，活得还挺开心！’
“纸库里当真盛产老鼠。第二天早晨，我从被窝里爬起来的时候，身旁发现了一个被我压死的老鼠。什么时候压死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钻进我被窝里来的，更不知道。头天晚上，从老朱和梁仪‘咣当’一下锁上纸库大门时起，我就拉开被子躺在了纸筒中间。最初，我还睁着酸涩的眼皮，仔细地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事情，但那软软的被褥，很快地召来了睡魔——我睡着了。我做梦了吗？好像做了一个梦，先梦见了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后来，发现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我从漫天冰雪中走进了一个温暖的小屋，围着火炉烤火。后来，时间好像是倒流了，我似乎回到了幼童的襁褓时光。我看见了乳娘那双枯干的手臂，我看见晃动着的催眠摇篮，那乳娘忽然长出了胡子，变成了老朱的模样……我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睡了一夜。一睁眼，仓库房梁上的麻雀乱飞，阳光从顶棚的缝隙中洒了进来，照在小山一般的筒纸上，我的神智才从梦里回到现实。
“应当对你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睡得最香甜的一夜。过去，我出席区、市的模范教师代表会议时，曾住过比较高级的饭店，席梦思、卫生间、红地毯……但我翻来覆去也不能成眠，常常失眠到天亮。在这空荡荡的纸库里，我睡得像一条死狗，把人世间一切喜怒哀乐都抛至九霄云外，倒也真有一番底层人的乐趣。
“我觉得我得到的东西已经太多了。老校长出身比我好，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完全对路，她倒先死去了，我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至于，被批被斗，被剃了阴阳头，那些红卫兵不把我当成靶牌，还应当找谁去当我的替身呢？叶涛，对于我的身世，你只知道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你并不了解我的青年时代。那时候我不像现在这么安静，我爱唱、爱玩、爱跳，我和那个国民党的飞行员相识完全是我好动的性格引起的。
“1937年，我家为躲避杀戮迁往重庆。我们那所大学在山城市郊沙坪坝，校园旁边有个体育场，国民党的飞行人员军训时，常到这儿来做虎伏旋转练习。他们钻进一个圆圆的大铁圈里，手攥紧圈圈上的铁棍儿，脚蹬紧了圈圈上的铁棍儿，身子伸成象形文字中的‘大’字，在草地上翻滚着铁圈圈。他们一会儿头朝上，一会儿又头朝下——在陆地上进行适应空中飞行的基本训练。我发现只要我们女同学一出现在运动场周围，那些青年军人把铁圈滚动得格外起劲，有的甚至脱去背心做虎伏表演，在我们面前显示他们棱棱块块的肌肉。
“姑娘们都是崇爱英雄的——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年代，我当然也不例外。我不喜欢那些当虎伏滚动到我们身边时，向我们卖弄地吹吹口哨，甚至头朝下时喊我们一声‘小姐’，或用英语说一声‘真漂亮’的噱头兵。我的目光总是追随着运动场地中心那个转动着的虎伏，他从不把铁圈圈沿着四百米跑道转向围观的人群，而在运动场中心绕着小圈圈。那虎伏时而翘起单环，做倾斜度很大的旋转，时而又双环落地，恢复了它原来的平衡。我虽然不懂军事，但凭着我在中学学过物理学，我知道在方寸之地来回地转着小圈圈，比那些转大圈圈的少爷兵，动作难度要高得多。特别使我注意的是，他操练时神情专注，好像没有发现我们这群女大学生的存在一样。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每当他从虎伏中跳出来，用毛巾擦汗的时候，我都用手绢擦着睫毛，力求能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