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经新乡开往G城的火车，喷射着团团水雾，晚点一个小时开进了这细雨遮盖着的小城车站。我不奔向软卧车厢——那儿不是小飞涉足的地方，也不奔向硬卧车厢——那要多花将近一倍的车票钱，我直奔车尾的硬座车厢，我坚信这儿属于小飞的领地。在我想象里，小飞应该是个老姑娘了，不，也许，不再是姑娘，而是个孩子的妈妈了——1955年她十二周岁，到1973年，她已然整整三十了。我无法想象出小飞现在究竟是什么模样？也许她穿着最流行的不挂红领章的国防绿衣裤，或许她穿着在云南橡胶生产兵团的工作服。因而，我的目光投向下车的人流时，屏气凝神地寻找蠕动着的绿色和蓝色。我很失望，在穿着这种70年代流行服装的姑娘中，我没有发现小飞。虽然时间经过了十几个年头。小飞躺在医院病榻时的那张脸，我还记忆犹新，照着葫芦找瓢并不困难，但熙熙攘攘的人流快流出站口了，我还没有发现小飞的身影。我有些焦躁不安了。为了使小飞便于发现目标，我是动了一番脑筋的，离开矿山时，我特意头上戴了一顶塑壳的矿工帽出来，以招徕小飞的目光。此时，我花费的苦心付之东流，站台上只剩下寥寥几个出站的乘客，我只好返身跑向出站口，在那儿对小飞进行堵截。
“同志——”我正拔腿要走时，有人喊我。
我不情愿地回过头来，身后站着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妇女。她头戴一顶过大的草帽，身上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衣裳，压得皱巴巴的净是褶纹。如果不是从她的嗓音和脖颈上露出的素花衣领，提示我她是个女性，简直和下车的男旅客没有任何差异。我犹豫了刹那，着急地说：
“有事快说，我还要去出站口追一个人。”
“请问，你是……你是……劳改煤矿的吗？”她把草帽往上托了托，两只眼睛直视着我的矿工帽。
“是啊。”我觉得她似曾相识。
“我是来探监的。”她把手中的旅行袋和网兜相互换了换手，脸上露出一丝问路者常有的那种笑意，“请问，去劳改煤矿该怎么走法？”
“你从哪儿来？”我的心狂跳起来。
“北京！”
“你是来看……”我仿佛知道她是谁了。但唯恐张冠李戴，不露声色地追问她。
“他叫朱雨顺！”她又低下了头。
我头脑里如同响了一声沉雷，连手里撑着的雨伞都脱手掉在了站台上，继而去接她手中的旅行袋和网兜，说：“哎呀！我就在等你！信中不是说小飞来吗？怎么是你来了？”
“你是……”她激动得有些口讷。
“你是徐虹老师，我……”
“对！对！你是……我怎么认不出来了？”
“我们1955年秋天在医院见过面，我是坐过朱师傅开的那辆吉普车的记者。我叫叶涛！”
“你怎么在这儿？”她惊愕地看了我一会儿，大梦初醒一样拍拍脑门说，“怨我记性糟糕。过去，老朱跟我说过……我可不知道你也到了山西。”她说话时声音很低，还不住惊恐地看着四周，那神情如同一只惊弓之鸟，在警惕地环视着拉弓的人。
雨。这儿只有霏霏的细雨。
站台上的人已经走光了。
我有意地对她笑了笑，用意在于解除她的惶恐心理，并告诉她说：“从‘一号战备令’下达之后，京、津、沪的‘老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大都被运到这儿来了。这是天意，不然我还碰不到老朱，也就看不见你了。”
她笑了——笑得非常凄苦。她大概也发现这种微笑，囊括着酸甜苦辣的复杂成分，展现在她脸上的线条不会具有什么美感，便俯下身子，去拾那把雨伞。她把伞撑在我的头上，我提着她的旅行袋和杂什，迎着迷迷离离的雨丝，走出了站台。
“他还好吗？”她话音很轻。
“好。”
当我轻松地吐出这个字的时候，理智才还魂了，我是奉老朱之命，来拦截小飞回去的，眼前来的虽然不是小飞，而是她的母亲，这道命令不因之而失效，但是我第一个字，就说了个“好”字。这不是亵渎了老朱的苦心吗？
徐虹心安地长出了一口气。
我倒陷入了彷徨之中……当我离开矿山时，并没意识到我这个角色难演，只要劝说孩子一下，给她买上返回北京的火车票就行了，一旦看见徐虹那悲恸中含着热望的目光，我立刻忘记了我负有的使命，而且被强大的感情旋流冲激到徐虹这方面来了。这儿是世俗中最卑贱的角落，这个角落里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是法绳和手铐惩处的（包括已经被惩处过的）对象。徐虹拖着个瘦骨嶙峋的身子，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东西，孑然一身到这儿来，已经够难为她的了，我就是长着铁石心肠，也无法给她当头一棒。正好在车站外有个专卖山西刀削面的小饭铺，我带她一起进去。
饭铺里很脏，碗筷上都沾着一层冒亮的油垢，绿豆蝇和黑苍蝇在桌子上飞来飞去，耳朵能清晰地听见“嗡嗡”的声响。墙壁上到处张贴着的“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的标语，由于长久无人管理，糨糊失效，纸和墙分了家，有的垂头，有的耷耳，一群群的苍蝇落在上边，搔食着干巴了的糨糊。
我们找了个旮旯坐下，徐虹用草帽当蒲扇扇了扇苍蝇，解开网兜扣儿对我说：
“我带来了面包。”
我把面包又塞回网兜儿，说：“这个你带着。既然来了山西，尝尝山西的刀削面吧！”
“我吃不下。”
“是不是嫌脏？”
“不是。”徐虹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轰赶苍蝇，淡淡一笑说，“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前几年我挨斗的时候，连屎壳郎都吃过。这些苍蝇，对屎壳郎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吃惊地看着她。她讲这些话时，没有皱一下眉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还用问吗？她的出身和她的反动军人家属成分，“文化大革命”的苦黄连水一定灌饱了肚子，她承受的苦难，或许比我们这些“二劳改”还要多出许多倍。
“这些……老朱没对你说起过？”
“我们近在咫尺几个月，但最近几天才刚刚有了接触。”我说，“他早就认出我来了，但他一直没有招呼我，直到我发现了他，我俩才算接通了电源。”
“这个人……”她笑了，既像赞美，又像抱怨。只有在这一瞬间，我才从她脸上找到了她昔日的影子。她虽然明显地苍老多了，额头、眼角、唇边都出现了皱纹，但她会心微笑时的千分之一秒，使我想起了梁仪和我给小飞送去鲜花时，漾开在母亲脸上的笑容，眉眼下弯，嘴角上翘，脸颊上立刻拱起一个似有似无的酒窝。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它给徐虹面孔上增加了许多条酸楚的纹络，但当她内心升腾起喜悦欢快之情时，那眸子和酒窝仍然如旧，旅途上留下的汗尘，没能掩盖住挂在她脸上的善良和雅静的书卷气。
我专注的目光，迅速被她察觉了。她解疑地告诉我：“本来是小飞要来看老朱的，只是因为她从云南回京探亲期满了，所以……所以我就顶替她来了。”
“那个‘老处女’知道你来探监吗？”
“她……她被红卫兵给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