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省吃俭用存了点钱，又向朋友借了些，在临水街买了一块地，盖了平房。
我生活的世界里有无穷无尽的嘈杂：晨光熹微的时候被卖豆腐的小贩吵醒，接着便是手扶拖拉机轰隆隆驶过门前那条尘土飞扬的大道，卖薄壳米和咸菜的吆喝声，去田里干活的人们一边走路一边高声说话，各种各样的声音扯开了一条巨大而杂乱的河流。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来了新的一天。我走进昏暗的浴室里刷牙洗脸。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母亲说：“过来吃饭吧。”
我便用毛巾胡乱地擦了擦嘴巴上残留的牙膏泡沫，没有穿拖鞋，走过的水泥地面印上了小小的脚印。
从小到大，门前的路总是尘土飞扬。母亲的抱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出现。阳光每天毫不吝啬地将热量散播在临水街的每个角落。此时的临水街还没有铺上青石板。夏天的尘土飞扬已经让临水街上的街坊邻居们习以为常了，他们习惯了在每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往门口泼上一桶脏水，以此来镇压即将飞舞的尘埃。
偶尔有建筑工人载着一车碎石过来填补路面的凹坑，都是附近人家盖新房子弃掉不用的碎石。大雨一来，路面又被冲刷得凹凸不平。
我讨厌下雨，就如同讨厌穿上那双棕灰色的土得掉渣的塑胶雨靴一样。可每到下雨天，母亲都要我穿上。
“不穿脚会被雨水浸坏的。”
“我才不怕咧。”我仰起头看着母亲笑。
“快穿吧，上学要迟到了。”母亲说完就走回屋子里了。
我怏怏不乐地穿上雨靴，撑着雨伞，趟过大路上浑浊的雨水，顺着临水街上学去了。
临水街还没有铺上青石板，母亲每天都要拖地。从里屋的红砖地到客厅里的水泥地，一遍一遍地拖。拖把拧干之后倒放在天井里晾晒，可以看到水蒸气袅袅升起，阳光如此灼热，似乎要把天地间所有的水分都吸干。
夏夜，燥热难忍。我家那台钻石牌电风扇每天每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电风扇的铁罩已经生锈了，蓝色的扇叶上覆满了灰尘，我把纸张撕下来然后在风扇转动的时候抛进里面去。纸屑从这一头一下子被卷到了另一头。
母亲用网眼极小的尼龙网缝了一顶大大的蚊帐，悬挂在客厅的正中间，地板上铺上了凉席，我们一家四口人晚上就这样睡在蚊帐里。
我跟姐姐嬉戏着入睡，姐姐挠我痒痒，我也挠她。父母在一边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
母亲说：“过几天回去看我爸我姨吧。”
“忙完这一阵子再去吧。”
“嗯，到时拿袋米过去。”
姐姐问母亲：“要回溪桥？”
母亲说：“再等等，睡觉吧。”
我听着黑暗中的对话，因为热，流了汗，后背起了很多痱子，每晚都要擦上厚厚的一层爽身粉。
经年之后，我回味起那样馨香的味道，爽身粉淡淡的香气成了夏天唯一遗留下来的味道。
北回归线上的稻子一年两熟。每到收割时节，父母都很忙。家里的两亩水稻都要自己操劳。舅舅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帮手。他风尘仆仆，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车座上架着两只铁筐。印象中，舅舅是一个瘦弱的男人，皮肤黝黑，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眼眶深陷。
他一早就过来，敲响我家的铁门，随着吱呀的一声，母亲开了门，他进来，母亲把煮好的粥递给他喝，他端起碗，呼噜噜地喝了起来。
我对这个舅舅很陌生。我坐在凉席上，看着他。他说：“念生，不认识你舅舅了吗？”
母亲说：“这个孩子，都傻了，快叫舅舅。”
“舅舅。”我的声音短促而轻微。
舅舅听到了，他乐呵呵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天还没有亮，他们就出门去了，太阳还没有爬升，露水停留在草尖的叶子上面，野外呈现一片忙碌的景象。
木棉镇的郊外，原先是一片海滩，后来填海，围了堤，变成了一片良田。
绵延不绝的水稻在阳光下起伏，仿若滔滔的波浪，侧耳倾听可以听到水稻说话的声音，我一直认为水稻是有性情的，它们干渴的时候会哭泣，长势良好的时候会开心地笑起来。水稻从海边一直延伸到镇上，稻田像是缝补在野外的补丁，它们被一季一季掀起，又重新补上。稻田边，是宽大的河流，岸边枝繁叶茂的水杉将树影婆娑投入水面，河流绕着野外，像是丰腴的少妇一样款款走过。
父亲用来打稻谷的工具极其简单，一个椭圆形的木桶，一米深，里面放上一块打谷板，打谷板中间有许多镂空的洞，收割上来的稻谷须握在手上用力地甩下去，谷子就一粒粒给剔了下来。
透过时光的缝隙，我看到父亲光着背在烈日下打稻谷的身影：双手高高抬起，手中的一簇稻谷在烈日下熠熠生辉。
父亲向别人借来了一台打谷机，打谷机的构造十分简单，一个倒梯形的木桶置于底部，一侧横向安装了一个圆筒，圆筒没有密封。上面排满了凸出来的铁钉子，密密匝匝，圆筒有齿轮连接着，用脚踩动它便呼呼地转动起来。圆筒一转动，就可以利用这些铁钉将谷子都给打下来，打落的稻子哗啦啦地落到木桶里面。打谷机放在家门口的时候，我曾冒着被父亲骂的危险一次次地踩动它。我发现打谷机的转动和电风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把接纳的一切卷入其中，然后又吐了出来。
野外连绵不绝的水稻田里，打谷机的声音响彻天际，此起彼伏。
哗啦啦，把所有过往的时光全部过滤。把苦痛打落，把忧伤打落。
稻子收割后，装成一袋袋运回家，我家的天台都堆满了稻子。沾了泥水的稻谷散发出潮湿温润的味道。稻子被倾倒出来。母亲用一根竹耙将它们平整地摊开，阳光大块大块地砸落下来。如此曝晒一整天，稻子便会沾上阳光的味道。
稻子上爬满了一种绿色的甲壳虫，被它碰到，浑身会发痒，所以母亲经常不让我去碰。但我还是会不安分地在上面踩来踩去，稻子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像一首干燥的曲子，因为阳光铺满了旋律，所以听起来格外舒服。
母亲的脚底长满了厚厚的茧子，不怕灼热的水泥地，她赤着双脚在摊开的稻谷上面走过，用脚板来来回回翻动金黄色的稻谷。稻谷壳上的水分被晒干之后，就可以筛稻子了。
母亲从楼下接了长长的电线，又把电风扇搬了上来。
视线所及的是这样奇妙的景象：母亲逆着光，身影被剪成黑色的轮廓，簸箕被高高举起，里面盛满了稻谷，它们缓缓筛落，谷粒像是大漠上纷纷扬扬的黄沙，哗啦啦地飘落下来，形成一道瀑布。没有风的午后，需要依靠电风扇来吹掉谷粒间的草屑以及其他无用的碎物。谷粒落到地上，堆成小小的山丘。
我帮母亲撑开塑料袋，干瘪的袋子被谷粒撑大撑胖。母亲把一捆剪好的塑料绳子咬在嘴里，双手抓着袋口用力地摇了摇，谷粒便填满了袋子余下的缝隙，母亲用力摇了摇满满的袋子，然后把袋子封口，绑好。
父母早出晚归，祖母知道我家忙，便过来帮忙料理家务，煮煮饭，或者打扫一下卫生。母亲三番四次不让她来。母亲说：“他知道了又要骂你了。”
祖母说：“别管老头子了，我过来帮帮忙也是应该的。”
我问母亲：“阿公怎么了？”
母亲说：“他不让你阿嬷来我们家。”
经过那次剧烈的矛盾之后，在他眼里，我们一家人只是多余的，父母和陈姨关系的决裂是这些矛盾的开端，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争执和不和，皆是因为我的父母。
他除了我家入宅的那一天之外，再也没有来过。
大堂哥死后，大伯母去医院做了手术，想要再生一个儿子，可是无济于事。别人做了手术都有效果，但她再也生不了了。医生告诉她：“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大伯母不相信。
“医生，真的没有办法么？”
医生看着她，摇了摇头：“真的没办法了。”
也许，一些事情注定会这样走向未知的结果。我们家和大伯一家之间几乎再没有往来。每年清明，祭祀祖先的时候，虽然同在一起，但除了一些客套话之外，就再也无甚交流了。但母亲对我和姐姐说，大人们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她要我们和堂姐玩，可是根植于骨子里的陌生感驱使我们隔开了距离。我们和堂姐之间，甚至还没有普通的朋友亲密。
自幼，我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亲戚的观念，几乎全来自于我的外家，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舅舅，以及几个姨妈，因为经常到溪桥镇，所以，兀自认为，这便是血缘和亲情了。
我和姐姐甚是亲密，年幼时，我和姐姐最大的乐趣是去碾米坊。碾米坊就在临水街上，和我家斜对着。老板娘是个胖女人，她总是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街坊邻居都在这里碾米，坊里的机器一天到晚都轰隆隆地响着，夜里碾米坊停工之后，周围变得异常安静，四周只剩下风吹过树叶沙沙的声音。因为习惯了碾米坊的喧闹，一安静下来反而很不习惯。
碾米坊里养了一只狼犬。白天，狼犬绑在机房的旁边，它脖子上的绳套极其坚固，见到有人进来，它都会蠢蠢欲动地挣扎着，系着绳套的那根柱子被扯得摇摇晃晃，灰尘就这样洋洋洒洒地跌落下来。
碾米坊残留在童年时光里，成了一帧无法遗落的风景。
排队等候的人脸上呈现出焦灼不安的表情，大家堆在碾米坊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们的声音被机器运转的喧嚣所淹没。
碾米坊是一栋奇怪的建筑，黑色沥青覆盖的屋顶高高耸起，一半建在临水街上，另一半则悬挂在水上，底下就是那湾浅浅的水。
大门对着临水街，几乎占据了整面墙的宽度。
清晨，伙计从里面卸下门板，迎来新的一天。
门柱上贴着一副对联，上书：
五谷丰登货如轮转生意隆，六畜兴旺风调雨顺财源广。
对联贴在门的两侧，碾米坊的生意据说与它有关。
父亲说：“对联是一个瞎子写的。”
碾米坊很早就存在于临水街上，它轰隆隆的声音伴随了临水街几代人。父亲说那个老头戴着一顶斗笠，穿一双破烂的草鞋，戴墨镜，拄一根竹杖，走起路来慢吞吞的。
父亲说，他是个瞎子，一个风雨天，他到碾米坊里避雨。
好心的老板端了一碗番薯粥给他喝，临走前，他在地上随手写下了这副对联。
好像从那以后，碾米坊的生意一天好过一天，乡里人都说，那个瞎子是活神仙啊。
碾米坊永远是热闹而喧嚣的，悬挂在水上的建筑是一间简易的竹屋，与地上部分隔着一道门。我溜进里面去，置身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场所。一张竹床靠着墙壁，几张椅子和一张茶几，是里面的全部摆设。打牌的，听收音机的，吃东西的，热闹非凡。一道门隔开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母亲看到我走过去，便急急忙忙把我揪了出来。
老板娘雇用了一个伙计，那是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他很喜欢捉弄我和姐姐二人。我们跟着母亲来碾米坊，他乐呵呵地跑过来，用双手把我支起来，我低下头，看到他浓密的头发，上面落满了米粒碾碎之后飘出来的粉屑，它们落在他的头发、衣服、鞋子和长长的睫毛上。
碾米坊的伙计后来消失了。
那晚，我被一阵慌乱的喊声惊醒。父母穿了衣服冲到门外，我和姐姐迷迷糊糊的，也跟着大人走了出来。临水街乱成一团，眼之所见尽是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整条临水街，靠近水塘的竹屋烧了起来，通红通红的竹架坍塌下来，落入水中发出嗞嗞的声音。
街坊邻里都跑出来救火了，火势逐渐得到控制。
老板一家人并不住这里，每晚都是伙计看守。碾米坊起火，他难以逃脱责任。奇怪的是，第二天他就消失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
过了不久，碾米坊恢复营业。
我和姐姐站在楼上，看着前来修葺房子的建筑工人。几天之后，新建的砖楼代替了以前的竹屋，外面刷上了白漆，远远看去，新建的砖楼像一个白色的火柴盒。
临水街除了碾米坊之外，还有一个建筑是万万不能忽略的，它们构成了我童年时光里并驾齐驱的风景，像天平的两端，称量我童年摇摇欲坠的重量。
那是一家钢筋加工厂，老板是建筑工队的工头。
相对于碾米坊，加工厂的出现不怎么受欢迎，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兴趣。
我在那里收藏了许多废弃的铅绳，还有一些钢筋做成的圆环。
直到姐姐在这里出了事，一切才发生了变化。母亲把我收集的东西统统装进麻袋，然后丢进了水塘里。
“再去那里我打断你的腿！”
我闷闷不乐，看着母亲，沉默良久。
那天，工头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叫醒了正在午睡的父亲。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个下午，南方的天气依然燥热。午后热浪滚滚，临水街上行人寥寥，这样的天气，人容易疲倦，一躺下就陷入了冗长的睡眠之中。
工头把我们一家人都吵醒了。他站在我家门口，瘦削的身影逆着光。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快……你女儿出事了。”
父亲顾不上穿鞋便跟着他跑了出去，片刻之后，母亲背着我跑出了家门。
父亲跑在前头，母亲背着我紧随其后，她的肩膀在颤抖，剧烈的颤抖使我陷入惊惧之中。
父亲问道：“我女儿怎么了？”声音响亮而凛冽。但工头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他没有回答，只是一味向前跑着，穿过了街巷，穿过了集市，最终在诊所停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医生，他穿着一身白褂，戴着眼镜，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与经年之后我在祖父家见到的样貌并无多大区别。
诊所里的灯光明亮得刺眼。母亲放下我，重重地坐在长椅上，长久地喘着气。
母亲的眼神空洞，剧烈的喘息声传到我的耳朵里，传到诊所的每一寸空气里。
诊所里还有些看病的人，他们神色惶恐地看着我们闯进来。
医生的双手沾满了血，他满头大汗地站着，问道：“谁是孩子的家人？”
父亲急急忙忙地说：“我是……医生，孩子怎么了？”
医生说：“钢筋从她的嘴唇穿过，现在刚缝了线。”
听到这样的消息，母亲吓得哭了起来。她死命要冲进去手术室看姐姐，但医生架住了她。
姐姐躺在简易的手术台上，因为注射了麻痹药，昏睡不醒。父亲走进去看她，脚步沉重而迟缓。父亲看到的是姐姐满嘴的血，他晕血，头一阵发沉。
医生扶着他，又端来茶水。父亲喝了茶，片刻之后，慢慢清醒过来，泪水从他眼角溢了出来。他浑身剧烈地颤抖，胸口起伏，他握着杯子的手抖个不停。
工头坐在长椅上，低着头，一语不发。